原發表日：11/11/2008
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分立的體制中，行政權與立法權，為了特殊目的而有傾斜，在合理的部分我可以理解接受，畢竟沒有哪一個制度，是普世皆準的原則，比如說，菸害防制法限定抽煙的自由（場所），增加了其他人健康，這猶如一個天秤的兩端，如何尋求平衡點，就是左右兩邊的拉鋸戰，白話地說，就是順了姑意逆了嫂意。
法律條文是死的，社會活動是活的，法律若不能與時俱進，則在適用過程中，會產生許多衝突與不合常規之處，況且法律條文亦非放諸四海皆準，會因為個案不同而有落差，因而，需要公正的第三人予以補強，司法權於是產生。
不論是公領域或是私領域的紛爭，人民皆以法院作為伸張正義的終點站。英美法系的法官，開庭時，頭戴假髮，意味介乎人神之間，也因而，人民對法院有著更高的期待。
台灣的司法一直為外界詬病，某部分是因為台灣法學教育並未落實，另一部分，法律從業人員也要負很大責任。刑事法學上「偵查不公開原則」（或稱「秘密偵查原則」、「偵查密行原則」），在最近幾件重大案件中，蕩然無存。民主國家的司法制度，無罪推定是很重要的程序，任何一個人在被判決有罪之前，都應該是無罪的，更何況是偵查中的案件。其次，檢察官起訴亦應在「超越合理的懷疑」下為之。
以余政憲的案件來說，他準備出境時，並非被告或犯罪嫌疑人，僅要求其到院說明，余知道其被境管後，主動到院，卻馬上被羈押。蘇治芬案，未傳即拘，蘇拒保明志後，雲林地檢署又稱一週內可以起訴，過程荒謬。不過，都還比不上王定宇這件破中華民國史上最快起訴的案件！
檢察官們成天大喇喇地接受媒體訪問，述說案情，明顯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：「偵查，不公開之。」；所謂的名嘴，在電視上四處放話，卻無人可管；特偵組檢察官甚至沒有道德勇氣拒絕監察委員的約談，這就是我們視為最後堡壘，而且必須去服膺的司法人員。
我無意去挑戰司法威信，我不是當事人，也沒有看過卷宗，不便對個案做論述，但是檢警調見獵心喜的態度，無足可取。法諺有言：「法官不語」，法官應該是立於公正第三者的地位，做出公正、合理的裁判，不過，特定案件的法官，教訓當事人不遺餘力，也不免讓人質疑判決的公正性。
當司法不能成為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，而成為政治的附庸，無疑地，是民主政治的最大風暴。法律人，沒有足夠的道德勇氣去對抗權威，則邁向真正民主法治國家的道路，還十分遙遠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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